明夷待访录 破邪论 王珏,褚宏霞 译 txt umd azw3 下载 fb2 pdf 在线 免费

《明夷待访录》与《破邪论》都是黄宗羲的政论性专着，此次“三全本”收入这两种书合为一本，从它们前后相承的关系中，更清晰、深入地反映了黄宗羲的思想。

《明夷待访录》共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胥吏》《阉宦上》《阉宦下》计二十一篇，涉及政治、法制、教育、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各领域，每一篇或数篇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谈古论今，深切要害，并在最后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黄宗羲身处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大局中，深感明朝灭亡之痛，欲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挖掘明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通过对君、臣、相等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分析，阐释了他的君道和臣道，重新定义了君与民、臣关系，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之论，并直言天下非一姓之天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原臣》），等等，这些立论实际已超越了传统君臣观，在当时实为“极大胆之创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强烈刺激了世人耳目，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

《破邪论》共一卷，写于《明夷待访录》完成的三十年后，分《从祀》《上帝》《魂魄》《地狱》《分野》《唐书》《赋税》《科举》《骂先贤》九篇，每一篇都针对不同的内容进行论述。九篇文章，内容多样而并没有统一的主题，总体可以视为《明夷待访录》的再论和补充。

这两部书自刊行之日起就影响极大，而《明夷待访录》尤甚，到了清末，梁启超、谭嗣同等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明夷待访录

前言

题辞

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学校

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

方镇

田制一

田制二

田制三

兵制一

兵制二

兵制三

财计一

财计二

财计三

胥吏

奄宦上

奄宦下

破邪论

前言

题辞

从祀

上帝

魂魄

地狱

分野

唐书

赋税

科举

骂先贤

附录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1.原著者：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思想家。从学刘宗周。青年时领导“复社”反对宦官权贵，几遭杀害。清兵南下，招募义兵抗清，成立“世忠营”，被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入清后，隐居著述，拒应博学鸿词科。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通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尤精史学，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风气。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猛烈抨击，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思想家。

2.译注者：

王珏，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军事科学院战略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研究，在《中国史研究》《读书》《中国军事科学》《浙江社会科学》《军事学术》《东岳论丛》《军事历史》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长城与中国历代王朝边疆安全》《秦穆公谋霸研究》《春秋时期齐国军队研究》《孙子兵法与当代战争》等专著。

褚宏霞，女，山东临沂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经历，现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代军事思想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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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明夷待访录》与《破邪论》都是黄宗羲的政论性专着，此次“三全本”收入这两种书合为一本，从它们前后相承的关系中，更清晰、深入地反映了黄宗羲的思想。

《明夷待访录》共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胥吏》《阉宦上》《阉宦下》计二十一篇，涉及政治、法制、教育、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各领域，每一篇或数篇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谈古论今，深切要害，并在最后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黄宗羲身处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大局中，深感明朝灭亡之痛，欲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挖掘明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通过对君、臣、相等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分析，阐释了他的君道和臣道，重新定义了君与民、臣关系，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之论，并直言天下非一姓之天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原臣》），等等，这些立论实际已超越了传统君臣观，在当时实为“极大胆之创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强烈刺激了世人耳目，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

《破邪论》共一卷，写于《明夷待访录》完成的三十年后，分《从祀》《上帝》《魂魄》《地狱》《分野》《唐书》《赋税》《科举》《骂先贤》九篇，每一篇都针对不同的内容进行论述。九篇文章，内容多样而并没有统一的主题，总体可以视为《明夷待访录》的再论和补充。

这两部书自刊行之日起就影响极大，而《明夷待访录》尤甚，到了清末，梁启超、谭嗣同等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